中德关系首先要从晚清开始说起。

一 “小站练兵”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痛下决心改革军制。德国在军事上的成功，使其成了当时中国学习的最佳模板。

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从营制、操典到训练方法，都完全仿照德国军制，并聘请了多位德国军官担任教官。这支新军不仅兵种齐备（步、炮、马、工、辎），还使用新式武器，其核心班底后来就成了北洋军阀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正是从那时起，德国军事的“基因”就植入了后来北洋各派的血脉里。不过，随着袁世凯去世、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这种效仿更多只停留在各派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层面，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面向国家的军事合作战略。

二 武器禁运

1919年5月5日，英、美、法、日等八国联合向北洋政府发出照会，宣称鉴于中国尚未统一，为避免战火蔓延，将禁止其国民向中国输送军火及制造器材。

这次禁运的背后，其实是美、英两国意图借此遏制一战期间乘机在华大肆扩张军火市场的日本，而日本则因当时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也顺水推舟接受了这一协议。禁运的执行后来被纳入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框架，名义上是为了“维护中国和平”。尽管列强发布了禁令，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接受过这项禁运协议。因此，列强在法理上只能约束其本国国民，并不能真正阻止所有运往中国的军火。禁运清单里存在明显的盲区，例如，当时在欧洲已属淘汰品的驳壳枪（毛瑟军用手枪）因其威力大、用途广，且不在禁运名单之列，得以大量涌入中国，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军阀混战的标志性武器。

三  驳壳枪

驳壳枪作为手枪，它体型太大、太重，重心靠前，单手持握射击时枪口跳动得厉害，很难精准瞄准，可要是当步枪或冲锋枪用，它的威力和射程又明显不足。

当时一支普通手枪只要几美元，而一支驳壳枪的单价就要25美元，甚至更高。这个价钱在二战时都够买一支毛瑟98K步枪（约28美元）或MP40冲锋枪（约24美元）了，对于军队大规模采购来说，驳壳枪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一战期间，德军曾少量装备过约13.7万支9毫米口径的驳壳枪作为过渡武器，但在1908年的制式手枪竞标中，它最终败给了设计更精巧的鲁格P08手枪。对于追求制式装备标准和便携性的德军来说，鲁格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驳壳枪为何在中国逆袭成“神器”？

1919年至1929年间，欧美列强对中国实施了长达十年的武器禁运，步枪、火炮都在禁运名单上。但手枪被视为“防御性武器”，不在禁运之列，驳壳枪因此成了中国军阀为数不多能合法批量购买的“重火力”。

中国军人很快发现，这把枪需要特殊的打法。最常见的便是“横握射击”：把枪身放平，利用枪口上跳的连发后坐力，在水平方向形成一道“扫射”的弹幕，有效弥补了连发时精度不足的缺陷。同时，枪自带的木质枪盒可以接在握把上当枪托，抵肩射击时射程可达150米，这让它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微型冲锋枪。在当时的中国战场，各部队普遍缺乏自动火器。驳壳枪采用10发或20发的可卸弹匣，能进行全自动射击。这种火力在近距离巷战、突击作战中，能形成对装备栓动步枪敌人的压倒性优势。也因此，一些军阀甚至组建了清一色装备驳壳枪的“手枪旅”，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相当罕见。因为在“老家”有诸多缺陷才流入中国，但也是因为中国人才将它“化腐朽为神奇”，用成了风靡半个世纪的近战利器。

四  武器禁运的后果

各国对禁运的执行力度本就参差不齐，军火商也很快找到了绕过禁令的方法。例如，武器可以先运到菲律宾、香港等地中转，再以“民用品”名义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财大气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曾无视禁运，整船整船地购买武器，甚至买下整个兵工厂。禁运切断了部分正规军火贸易的通道，使得各军阀必须寻求走私或本土制造。当时的中央军中德制装备比例甚至不足三成，实力参差不齐。

面对禁运，北洋政府开始更依赖本土兵工厂。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921年汉阳兵工厂仿制美国勃朗宁机枪而成功量产的“三十节式”重机枪。这款枪因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投产而得名，迅速成为1920至1930年代中国军队的火力支柱。1928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列强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也随之结束。

五  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创办初期，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孙中山最初向广州兵工厂申请300支枪，最终只拿到了30支，仅够卫兵站岗之用。在此情况下，苏联的资金支持堪称雪中送炭。

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苏联先后提供了多笔款项。1923年，苏联便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金卢布。黄埔军校成立后，苏联又多次拨付经费，包括10万卢布的维持费和45万卢布的建军费等。据统计，苏联为黄埔军校提供的开办及运作经费总额约达250万卢布，为军校的日常运转和初期扩张提供了关键的资金保障。资金之外，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让黄埔学生军真正拥有了作战的“本钱”。苏联的军火援助是分期分批运抵广州的，最令师生们振奋的是1924年10月8日，苏联巡洋舰“沃罗夫斯基号”运来了第一批军火，其中包括8000支带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支配500发子弹。师生们当时兴奋地说：“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整个援助期间，苏联分6批运来了大批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总计包括步枪51000支、子弹约5.74亿发、机枪1090挺以及大量火炮等。这些装备从根本上保证了黄埔校军建军及东征、北伐等战斗的顺利进行。

应孙中山请求，苏联派遣了由加伦将军（布柳赫尔）等名将率领的军事顾问团来到广州。前后有超过300名苏联军事专家在黄埔工作，涵盖步兵、炮兵、空军、通信等各个领域。他们参与了教学计划制定、教程编写和实战指挥，在黄埔建校初期扮演了军事核心的角色。在苏联顾问影响下，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建立了独特的政治工作与党代表制度。军校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都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强调对学员的政治教育，使黄埔军校彻底区别于旧式军校，成为一支“党军”。

六  中德“牵线人”朱家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破裂，援助通道也随之关闭。当时国民政府急需填补苏联顾问撤退留下的空缺，而蒋介石本人对德国的军事成就颇为倾慕，他非常推崇日耳曼民族精神，并曾公开表示“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希望借此引进先进装备、学习现代军事制度，以巩固统治和应对内外挑战。他在反苏之初，就已通过留德人士朱家骅秘密物色德国顾问人选。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受《凡尔赛和约》限制，军队规模被大幅削减，导致大量职业军人失业。德国军方对此暗中鼓励，希望这些退役军官在外国担任顾问，既能保持军事技能，又能为德国未来重整军备做准备。同时，德国也急需中国的钨、锑等战略原料来发展本国工业。

朱家骅与德国的渊源极深，他早年曾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精通德语、熟谙德国文化，更让他拥有了在德国军界和工业界广泛的人脉，为他日后扮演“中间人”角色打下了基础。他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并步入政坛，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34年8月，双方签订《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确立了以货易货的长期合作框架。仅截至1938年8月，运抵中国的德国军火物资价值就高达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从步枪、坦克到钢盔，装备了大量中国军队。

在德国顾问指导下，汉阳兵工厂于1935年成功仿制出”毛瑟”98步枪，即著名的”中正式”步枪，成为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同时，兵工厂还生产了马克沁机枪、迫击炮，甚至建立了防毒面具工厂。由于长期负责对德联络工作，朱家骅在国民党内被视为“亲德国派人士”的核心人物。他与张静江、戴季陶等蒋介石最信赖的人关系密切，甚至有“戴—朱小集团”的说法。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仅引进了军事顾问，还促成了德国工业界与国民政府的联系，推动了两国在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

七  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

1927年，蒋介石委托朱家骅物色德国军事人选，朱通过自己在德国的关系，联系上了德国退役军官马克斯·鲍尔上校。鲍尔提交的《现代军队组织建议书》深得蒋介石认可，随后被聘请来华，成为蒋介石的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蒋介石曾公开称鲍尔是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

鲍尔是典型的德国总参谋部军官，一名炮兵专家。他最大的特点是富有战略头脑，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战略构想都出自他手。在一战中，他是名将鲁登道夫最倚重的智囊，甚至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战鼓的大槌，而鲍尔就是那个槌手。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陆军上将一战后，鲍尔因参与失败的“卡普政变”而流亡国外，甚至曾在苏联红军中担任过顾问，履历十分丰富。1927年，经鲁登道夫的推荐，他接受了中国方面的邀请。蒋介石当时正苦于缺少现代化的军事指导，对鲍尔的到来寄予厚望，两人在1927年底会面后，很快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受命回国挑选了数十名德军退役军官，组建了第一个正式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并创立了其基本工作模式。他向蒋介石提交了多份备忘录，核心主张是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大量裁减过剩军队，集中资源打造一支“精练”的核心部队。这个“精兵”思路，直接影响了后来德械师的建设方向。他利用自己在德国军工业的人脉，牵线西门子、克虏伯等巨头与国民政府签订军火贸易合同，开启了中德易货贸易的大门。1929年5月，鲍尔在上海因感染天花突然病逝。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主张对桂系“除恶务尽”，因此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可能是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尽管鲍尔在1929年因病去世，但他的工作为后续的顾问团和军队建设打下了基础。

八  继任者汉斯·冯·塞克特一级上将

鲍尔去世后，朱家骅继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先后为国民政府牵线聘请了后续几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包括大名鼎鼎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国名字中间的“冯”（von），历史上是贵族出身的标志）等。可以说，正是通过朱家骅的持续运作，德国军事顾问团才得以在国民政府中长期存在并发挥巨大影响。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可以说是整个中德军事合作中地位最显赫、影响最深远的德国顾问。他被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是魏玛共和国十万陆军真正的缔造者，在蒋介石眼中，他的意见几乎等同于“军事真理”。一战后，面对《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事的严厉限制，他主导重建了德国陆军，制定了“少而精”的建军方针，开创的军官轮训、军事演习等制度，为后来二战德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因此，当他1933年受邀来华时，蒋介石对他极为敬重，不仅开出每月2000美元的高薪，还授予他“委员长委托人”的头衔，使其在军事事务上可以代表蒋介石发号施令。他在华时间虽不长（1933-1935年），但工作直指要害，确立了整个军队改革的基调。他明确指出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他的核心思路是，在大量裁减冗兵的基础上，集中资源先打造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起核心作用的精锐部队，作为未来扩军的种子，这正是他在德国成功实践过的“十万陆军”模式的翻版。他不仅关注军队本身，还协助规划了长江流域的国防工业布局，推动军工生产的部分自给，为后来的对日持久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他与继任者法肯豪森共同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学工作，当时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极大地统一和更新了中高级军官的军事理念。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合作也直接服务于蒋介石的内战目标。他曾在1934年9月为蒋介石策划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该计划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封锁。塞克特更像是一位战略设计师，他在中国的工作重心不在于指挥某一场战役，而在于为国民政府的军队建设定下总基调。他播下的“精兵”思想种子，虽然因全面抗战爆发未能完全长成大树，却深刻影响了战前中国军队的整编方向。

九 末任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步兵上将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是历任德国顾问中对华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与前任塞克特更侧重于内部军队建设不同，法肯豪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帮助中国规划和准备抗日战争的宏大战略中。

他曾任德国驻日武官，仔细研究过日军，这让他早在1935年就准确预言了中日战争的走向。在1935年8月提交给蒋介石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日本是“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并警告国民政府若不抵抗，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将面临被肢解的危险。他提出中国军队必须将防线北推至河北保定、沧县一线，不能轻易放弃华北。同时，他强调必须保卫长江，防止日军溯江而上占领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他特别指出，四川是最终的“最后防地”。事后证明，抗战的进程基本遵循了他预设的框架，中国在华北和上海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并最终将大后方设在了四川。在这份建议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影响巨大的设想，“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一思想被认为是后来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的重要来源之一。法肯豪森不仅谋划战略，也亲手打造了用于实战的精锐部队。他接手了塞克特留下的工作，继续推进中国军队的整编，着力于组建可以机动作战的精锐部队和发展自给自足的军工体系。经过他和前任的努力，到抗战爆发前，约有8万陆军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组成了第87、88、36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部队。

淞沪会战期间，法肯豪森与70名德国顾问亲赴前线参与指挥，并因此受到德国政府的斥责。他指导下的部队在战场上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被日军称为“可恨之师”，认为遭遇了“一次德国式的抵抗”。随着德日结盟，法肯豪森在华的活动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1938年，希特勒为向日本示好，强令所有德国顾问回国。德国政府威胁称，若不回国将以“叛国罪”论处，没收财产并剥夺国籍。1938年7月，法肯豪森被迫带领顾问团离开中国。临行前，蒋介石率百余名军政官员亲自送行，法肯豪森也向中方承诺，绝不向日本泄露任何中国的军事机密。法肯豪森的离去，标志着中德十年军事合作的终结，但他留下的战略构想和训练出的德械部队，已在抗战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德国顾问是蒋介石以个人名义聘请他们，使其只对他本人负责，这绕开了许多外交程序，也让顾问们拥有了极大权威。

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经德国顾问整训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已接近30万人，其中包含8万全部德式装备的突击队。顾问团协助创建了炮兵、工兵、汽车兵、高射炮兵、通信兵等专业技术兵种，并组建了10个炮兵营，使中国军队从一支只能打内战的旧式军队开始向专业化转变。他们协助建立了步兵、炮兵、辎重兵等专门军校，并推动了军官团的轮训制度，强调军官团教育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

十   “德械师”

“德械师”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是“调整师”。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国民政府计划用10年时间，以德国军事标准整编出60个精锐的国防师，作为国家的核心武力。

但由于财力、工业能力都极其有限，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仅仅勉强完成了约20个师的调整。而且，这些“调整师”也远没有达到规划中的标准。除了作为样板的教导总队，绝大多数部队只换装了德式的M35钢盔、部分步枪和少量火炮，重火力和后勤单位严重缺编。计划中的“德械师”一个师应拥有12门山/野炮、24门82迫击炮、74挺重机枪和336挺轻机枪。但现实中，以精锐的第36师为例，实际装备的重机枪为72挺，而至关重要的75毫米山野炮几乎为零。相比之下，日军一个常设师团的火炮数量是我方的数倍之多。淞沪会战是德械师成建制投入的第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战役。以第87、88、36师和教导总队为代表的德械部队，在会战初期就作为先锋投入战场，进攻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尽管基层官兵作战勇猛，甚至被日军评价为“战斗素质、武器装备优良，抗日意识十分彻底”，但中高层指挥上的失误，例如不懂步兵与坦克协同，导致英制坦克被日军逐一击毁，使进攻功败垂成。随着日军援军到达，战局转为防御。德械部队在日军绝对优势的陆海空火力面前损失惨重。据统计，仅淞沪一役，第87师前后补充了四次兵源，伤亡高达一万六千多人。在长达三个月的鏖战中，这些部队的重装备几乎全部丢失，骨干力量伤亡过半。

撤出上海后，这些元气大伤的德械部队又被匆忙投入了南京保卫战。在南京，第88师在雨花台、第87师和教导总队于光华门，都进行了极为惨烈的阵地防御战，部队建制几乎被打散。南京城陷落后，第36师虽负责掩护撤退，但仍有大量官兵因无法渡江而被俘或牺牲。南京保卫战后，教导总队番号被取消。第87、88师虽然得以重建，但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从此退出一流主力部队的行列。第36师在随后的武汉会战中再次遭受重创，战后仅余1000余人。随着1938年中德军事合作的终止，这些失去了装备来源的部队，在后续作战中陆续换上了国产装备，“德械师”这个称呼也就彻底成为了历史。

十一  孔祥熙访德

希特勒对中国的政策，并不像一些流传的说法那样基于个人好恶，而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急需钨、锑等战略矿产来重整军备，而中国是主要供应国，因此，希特勒一度支持对华合作。随着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日本在希特勒的全球战略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当日本全面侵华并不断施压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中德关系。

孔祥熙1937年的访德之行，身负双重任务，表面上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实际上肩负着巩固中德军事合作、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采购军火的秘密使命。孔祥熙于1937年6月9日抵达柏林，代表团成员包括海军部长陈绍宽、主管对德贸易的翁文灏及驻德大使程天放等，访德期间，他会晤了纳粹主要领导人。

纳粹二号人物戈林态度傲慢，让孔祥熙等候多时，并直言中国不过是“战略原料供应地”。当孔祥熙质问德国究竟愿与中国还是日本做朋友时，戈林只要求中方制定长期原料供应计划，否则军火需付现款。

6月13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的“鹰巢”别墅接见了孔祥熙。希特勒表示，德国是工业国，中国有丰富原料，两国应发展贸易，并称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希望中国政局稳定、中央集权。他口头表示，若中日有争端，愿意充当“调解人”。孔祥熙则强调日本不可靠，中国愿做德国的朋友。

6月14日，孔祥熙与德国国防部长布隆伯格会谈，希望德方继续执行中德1936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德国提供1亿马克信用贷款，中国以钨、锑等原料偿还），继续对华供应军火。这次访问的实质性成果有限，双方仅重申了友好合作意愿，并未达成任何新的政治或军事协议。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和德日结盟，中德关系迅速逆转。1938年2月德国承认伪满，4月禁止对华军售，5月召回全部军事顾问，中德合作就此终结。孔祥熙此行虽未能挽回中德关系，但也算是两国“蜜月期”最后的外交努力。

十二 蒋纬国在德服役

1936年冬天，蒋纬国前往德国进修军事。蒋纬国在德国服役并非以普通留学生身份学习，而是真正融入了德国军队的体系，这段经历也让他对现代军事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先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进入德国山地兵第1师第98团服役，从最基层开始，体验德军的训练和生活。当时德军规定士兵皮夹里的钱不能超过8马克，以防丢失后引发“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管理非常严格。“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这句话出自蒋纬国的《口述自传》。当时德军士兵日常娱乐开销不大，喝杯啤酒只要两三马克，所以部队规定钱包里的现金不能超过8马克。目的是减少偷窃，也防止士兵乱花钱。这个规定配套了一个极严的逻辑，如果士兵钱包里的钱超过8马克又不幸丢失，他既不能也不敢去告发。因为自己违规在先，一旦追究起来，反而会被扣上“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丢了钱还犯法，两相比较，士兵自然会乖乖遵守规定。他提到，每个连队都有军需士，士兵可以把多余的钱存放在那里，避免违规。完成入伍训练后，他进入了慕尼黑军官学校，接受系统的基层指挥员训练。德军训练非常扎实，注重应用，军官学校的课程包括反复训练营连战术，以及骑马、剑术等培养军人风范的科目。毕业时，他获得了德国国防军少尉的军衔。此后，他被分配到奥得河畔的步兵第8师（一支山地部队），该师当时已靠近波兰前线。

在德国期间，蒋纬国亲身参与了德奥合并以及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行动。由于他穿着德国军装，在相关机密课程上也被视为“德国人”而获准参加。他自称在德国期间曾三次被希特勒召见，虽然这更多可能是一种对蒋氏家族的政治姿态，但也足见他的身份在当时受到的特殊关注。蒋纬国的德国之行，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同步结束。1939年8月中旬，他接到命令返回中国，并于9月16日离开欧洲，恰好避开了随后爆发的德波战争。这段经历让他深入了解了当时世界顶尖的军事体系，也为他回国后从事军事工作打下了基础。

十三 蒋介石与希特勒

蒋介石与希特勒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书信往来和互赠礼品，两人从未进行过面谈或通话。希特勒曾于1936年5月致信蒋介石，对中德友好合作表示欢迎。为表示“亲善”，希特勒曾向蒋介石赠送过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和自己的照片。蒋介石也曾在希特勒生日时致电祝贺，赞扬他对中德经济合作的支持。这段基于现实利益的关系，随着德日结盟而破裂。

十四   危险的“会师”计划

1942年初，德军正在苏联高加索地区推进，意图进一步攻占中东和波斯湾，日军也攻入缅甸，剑指印度。希特勒希望德、日两军能在印度洋会师，这将极大改变二战战略格局。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回忆和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的记载都证实了这一战略构想。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希特勒的助手、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通过其亲信洋克（Jahnke），在瑞士与中方代表、原驻德武官桂永清进行了秘密接触。洋克向桂永清抛出的提议是，中德秘密缔结军事盟约，中国从缅甸方向“突攻印度”，与从高加索、中东方向进攻的德军合作。面对这个极具诱惑但会彻底改变中国抗战立场的提议，蒋介石的态度非常明确。1942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他随即命令陈布雷以陈本人的名义急电桂永清，指示其“谢绝”，并明确表示“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提覆绝为要”。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坚决，根本原因在于他当时已决心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方。他关注的焦点是争取抗战胜利，同年2月，他甚至亲访印度，力劝英国与印度化解矛盾，共同对抗日军。德方要求中国“背盟”进攻印度，与他坚持的立场完全相悖。

十五  驻德特使齐焌

此外，蒋介石还有另一个隐秘行动，他同时通过特使齐焌等人与德国国内的反纳粹力量联系，甚至提供了3万美元的经费支持，希望他们能推翻希特勒政权。这种“两边下注”的做法，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上纳粹的“战车”。

齐焌（1905—1981），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回到中国后，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任德文翻译。他曾陪同孔祥熙访德、参与中德贸易谈判，并在1940年被派往德国，以驻德使馆“经济专员”的身份为掩护活动。正是这个身份，让他得以深入接触德国各界并建立广泛人脉。齐焌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联络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力量，他与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反纳粹核心圈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1. 军火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是对华军火贸易机构“合步楼”（HAPRO）的经理，与国民政府关系深厚，是该计划的关键中间人。这里介绍一下“合步楼”。“合步楼”（HAPRO）官方名称是“德国工业产品贸易会”，取首字母简称为 HAPRO，“合步楼”是其音译。

受德国军方支持的军火商人汉斯·克兰，在前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国防部长柏龙白、经济部长沙赫特等关键人物的支持下，于1934年1月在柏林创立了HAPRO。HAPRO是中德易货贸易协议的执行机构，它不是单纯的贸易公司，而是一个带有德国官方背景（后转为国营）的战略平台。

成立当年的1934年8月23日，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江西庐山签订了著名的《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即“合步楼条约”。除了军火，它还参与了中国的重工业建设，根据1936年签订的补充协定（德国提供1亿马克贷款），HAPRO协助中国在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规划建设钢铁、燃料、机械、化工等17座重工业厂矿，为抗战储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到1936年4月，HAPRO的股份被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一家有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这也标志着中德合作进入了更紧密的阶段。2. 前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曾为德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金融怪杰”，因反对纳粹政策而离职，主张对华友好。3. 国防经济厅厅长托马斯将军（Georg Thomas）主管军备，深知德国资源不足以支撑长期战争，因此坚决主张推翻希特勒，是军内反纳粹力量的中坚。1941年5月，克兰在瑞士与齐焌进行了一次关键会谈，克兰代表德国内部的“友人”向齐焌透露了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并提出希望请蒋介石代为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转达，争取在政变后获得西方盟国的谅解与联络。齐焌立即将此重大信息带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他在《机密报告》中详细陈述了反纳粹力量的实力，称他们“有军部及经济人物为其后盾”，并转达了对方希望蒋介石出面“代为向英美领袖人物接洽”的请求。收到报告后，蒋介石考虑了数月，直到1942年1月，他才最终决定派齐焌重返瑞士，以伯尔尼为基地执行策动德军倒戈的使命，并计划将此事通报罗斯福总统。此后，齐焌在瑞士持续向重庆发回大量关于德军内部矛盾、欧洲战局以及德日动向的重要情报。

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德国军官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未遂政变。这次事件后，纳粹对国内的反对力量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多个资料在提及齐焌的结局时，都指向了一个关键点，“7·20事件后下落不明”。

十六 总结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德国的推崇，是当时中国在内忧外患下，试图通过引进当时世界顶尖的军事思想与工业体系，快速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种现实选择。这种合作确实在短期内打造出了一支具备较强战斗力的精锐部队，并在抗战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 济安一品  图片源于网络  侵删。

来源公众号：济安一品